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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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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组部国际人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顾问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院客座教授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也曾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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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社会,才能拥抱创意的时代  

2011-01-11 11:33:09|  分类: 商业管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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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创意可以带来一个产业、一个企业、一个品牌,甚至改变整个世界的时代。计算机、电子通讯、互联网已经不再是新经济大浪潮的主角,而是新时代创新创意的载体。目前,创意产业每天在全球创造220亿美元的价值,还以高于传统产业24倍的速度在迅速发展。在美国,创意产业已经占GDP的7%,超过了房地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只是创意产业本身,在传统产业包括制造业,创意环节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部分。因此,创意产业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柱性产业,甚至成为整体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对于志在成为全球“创新创意中心”的中国来说,培养创意人才,发展创意经济,也是未来产业升级的重要挑战与目标之一。

 

从人才的创意到创意产业

 

    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首次提出了“创意产业”的概念,其定义为:“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根据这个定义,英国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13个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则把创意产业界定为在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他认为知识产权有四大类: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每一类都有庞大的工业与之相对应,加在一起,这四种工业就组成了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

 

    创意区别于创新,就在于创意是符合人们内心潜在认可,却又超出人们经验之外所没有想到的变化,并不一定要有新的事物产生或发明。在许多领域,竞争优势的秘密就在于创意。正如画家笔下的世界,一张纸、一支画笔,基本颜色永远只那几种,无非是线条和点的组合,每个元素都没有新的发明,但因为画家的创意,它就能具备无限的艺术价值。再如作家笔下的文字,几乎每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能认识,但因为充满创意的组合式表达,就具备文学价值,这还是创意的力量。

 

   从人才的创意走向以创意为核心产业,就在于人的创意可以无限制、几乎无成本地运用于相关的产品当中,因此,创意产业在全球得以爆炸性的增长。例如因为同样的布料在不同的设计者手里,能做出价值完全不同甚至非常悬殊的衣服。所以,非凡的设计创意,可以提升每一件该款服装的附加价值,设计者也可以从每件产品中收取回报。但是,已经完成的设计创意,运用于一千件与一万件该款产品的成本是一样的,而制造一千件与一万件产品的成本却有着多倍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比尔·盖茨强调:“创意具有裂变效应,一盎司创意能够带来无以数计的商业利益、商业奇迹”。

 

中国需要发展创意产业

 

    改革开放三十年,受惠于全球化,与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低成本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中国制造”洒遍世界每个角落。当然,外国直接投资也给中国带来了低端高科技产业和资本。最终,这让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第二大对外贸易国。

 

   但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日益严峻:“工厂”和“加工厂”的角色让中国虽然具备技术基础,能够轻易仿造高新科技产品,却缺乏 “中国创造”品牌,大多数企业都缺乏自主创新、创意的能力;老龄化社会的逐渐到来,也让低价劳动力为核心的中国制造逐渐失去优势,内需经济难以启动;高出口和低内需、低附加价与低价劳动力付出,则意味着国家、企业、劳动者从全球产业链中获得的利润非常微薄; 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更使得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单位GDP能源消耗巨大,还让中国在海外的发展战略深受制约,甚至不得不与一些问题国家开展合作。中国要想打造创新型国家,就需要发展创意经济,吸聚、培养大量创意人才,提升传统产业在创新创意环节的附加值,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中国知识服务业的发展非常滞后。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占GDP比重一般是60%至70%之间,在美国则高达82%,印度服务业在2003年占GDP比重也超过62%,后来虽然有所调整,但整体占比例仍超过50%。相比较而言,2007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42%,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多数新兴经济体。很多人都意识到,中国真正缺乏的不是低端服务业,而是大量的知识服务产业包括创意产业。

 

    在中国,普通工作者在依靠重复劳动赚钱,商人在依靠投机取巧以及精明致富,企业靠垄断资源、压榨劳动者收入、迅速山寨国际品牌中发展,政府在靠卖土地创造税收,国家在靠投资大量基础设施维持经济发展。正是人才服务经济和创意经济的滞后发展,才导致了中国急需要产业升级,导致了大学生占全国人口比例低却就业难等问题,导致了撒切尔夫人说出这样一句名言:“你不需要担心中国,因为他们只能出口电视机和计算机产品,而不是那种可用来推进自身利益、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观念。”

 

中国缺乏创意阶层崛起的基础

 

    乔布斯与苹果,泰勒·布鲁尔与Monocle、Mark Zuckerberg与facebook……这些“鬼才”的传奇,人们早已经耳熟能详。人们也日渐习惯类似英国作家罗琳的故事,一个哈利波特的创意,改变了多种产业,创造了超过百亿美元的产业价值。但是,中国却并不盛产这样的“鬼才”和创意产业结合的传奇。中国缺乏足够的创意人才,也缺乏足够开放的环境,来拥抱创意时代,并且在全球经济中产生影响。

 

    仅仅从教育来说,国外关于创造型人才在学生阶段行为特征的研究,比较著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的调查。他曾对87名教育家做了一次调查,要求每人列出5种创造型学生的行为特征,其中被提到的次数较多的行为特征是:(1)好奇心,不断地提问;(2)思维和行动的独创性;(3)思维和行动的独立性,很个人主义;(4)想象力丰富,喜欢虚构和叙述,富于幻想;(5)不随大流,不过分依赖集体的意志;(6)主意多,喜欢搞试验;(7)顽强、坚韧。

 

    培养人才,正是教育体系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但是,尽管素质教育已经提倡多年,中国教育却并不习惯个性化教育。在中国,是行政支配教育机构,产业化地培养学生,中学教育以考试、升学为导向,大学教育完全以就业为导向,要求学生循规蹈矩,上课“认真听讲”,埋头笔记,下课“刻苦钻研”、“消化吸收”,不需要独立思考……概括地说,这是一个产业化、流水化、作业化地过程,生产的是适应普遍性就业岗位和升学需要的“产品”。这也许可以培养大量能胜任在现有产业与发展模式下工作的技术人才、专业人才、工程师,却无法培养能颠覆传统、开拓新的产业的大师级人才。也无法大量培养创意人才,因为真正的创意是符合人们内心潜在认可,却又没有为人们所想到、超出经验之外的变化,这恰恰是目前这种产业化、标准化教育最爱扼杀的天敌之一。

曾创建e龙公司并任首席执行官、现为爱康国宾集团董事长的张黎刚就认为:“这个社会已经在走向多元化,当我们的国家需要更多创造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指望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有足够的创造力呢?当天真烂漫的小朋友从小被要求手放得整整齐齐,我们能怎么指望他们将来会有很大的创造力呢?”

 

中国需要培育创意经济发展的社会土壤

 

   那么,培养、吸引创意人才以及发展创意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土壤?很显然,中国创意阶层与产业无法在全球崛起,有教育的问题,但却并不全是教育的原因。《创意阶层的崛起》的作者,美国的弗罗里达教授,他曾提出创意经济发展的3T原则: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Tolerance)。他认为前两个“T”作用已经被公认,但是,“宽容”等社会因素即社会的宽容性、开放性、多样性,一直被全世界所忽略。弗罗里达教授指出,“宽容”的社会不仅仅是要能宽容、兼容、包容个性与差异,还要能主动地去拥抱差异,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旧金山、纽约等创意经济发达的地区,“成为高科技区域之前都是创新和怪癖的收容所和培养基地。”

 

   这一“宽容”理论,也正是当下中国发展创意经济所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宽容”的社会其实就是开放的社会。创意人才是追求个性、标新立异的群体,是自由不羁、四处流动的群体,是喜欢批判、愤世骇俗的群体,是不合主流、不受约束的群体。只有能够兼容他们各种的个性、支持他们可能跨越国界的自由、包容他们不悦耳的偏激、宽容他们不合常理的异类,这样的地区和城市才能聚集创意人才,进而集结技术、资金、产业进行实践,建立新的企业和产业,创造新的财富和新的繁荣。

 

   创意阶层的崛起,需要社会的开放作为支撑。而在中国,不只是传统文化更重“集体”而轻个人。整个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投资建设公路、铁路以及高楼大厦,而忽略了社会人文环境等软件建设;就是不断地许可国有企业毫无边界的扩张与垄断资源,却不愿意引导资金流入创意产业、知识服务产业等虚拟经济;就是不断自由化地忽略建立市场的竞争秩序和道德规范,却没有放松对创意人才跨域国界、地区流动在国籍、户口、社保等各方面的限制;就是不断地忽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却没有彻底退出对高校、研究机构、媒体的行政干预……当政府还没有从“父母官”的“领导”角色过渡到“服务型”的“公仆”角色,当中国社会各界人才接受教育的首要目标不是想通过创新创意去创造财富,而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地奔向“公共服务”的公务员群体,创新创意时代也不可能真正的到来。

 

    打造宽容、多元、开放的社会,不只是社会需要形成合适的人文环境,鼓励人们通过创造性工作去创造财富,也还需要政府尊重、欢迎并且保护创意人才的知识、思想等作为产品的价值,并且还需要细化为具体的政策和机制作为支持,给予创意产业发展足够自由而又肥沃的土壤。不如此,中国就会在本土一直无法培养出一名能在无意识形态差异的自然科学领域获诺贝尔奖的大师级科学家,也一直会无法产生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这样在高新产业领域白手起家的商业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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