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王辉耀的博客

用实际眼光,建言献策

 
 
 

日志

 
 
关于我

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组部国际人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顾问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院客座教授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也曾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

网易考拉推荐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月度圆桌--财政公开与人才绿卡  

2012-03-26 16:53:27|  分类: 建言中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两会结束,热点依然。在历届两会上,财政预算公开都是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的公开程度如何,公开的细节如何,公开的程序如何,在财政预算公开方面,其他国家是怎样做的,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有哪些教训需要避免?

  在两会上,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麻建国代表致公党中央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呼吁“深化改革优化环境,吸引华人华侨回国创业”,并指出可以借鉴印度颁发海外公民证的做法,给海外华人华侨颁发特别身份证件,并给予免除签证的待遇。

  在全球化的今天,为吸引人才,不少国家开始承认双重国籍,中国有没有必要及时跟上?承认双重国籍或颁发人才绿卡、颁发特别身份证件,以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有多少现实意义?

  3月20日,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新京报·评论周刊》联合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举办“海归看两会”建言献策座谈会,邀请多位海归学人畅所欲言。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曹保印 北京报道  20120324

 

□刘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副主任、教授,曾访学英国牛津大学)

对追加的预算,该怎么去考虑,能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大家看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公众相应的权利是什么?谁又有权力追加?在这个问题上,又应该深入到什么样的程度?都需要明晰。

就预算公开来说,有几个重要问题须弄清楚,否则,就算公开了,也很难有成效。

第一,预算公开的范围是什么,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到底应该包括什么,要有特别清晰的概念。现在,在公布的政府预算报告里,讨论的只是一般的公共预算,常说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只是政府控制资源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大量土地出让收入没有直接纳入预算管理,国有资本经营利润和社会保障的资金,也不在预算里。

所以,预算公开的范围到底包括哪些,应该有特别清晰的概念,到底政府收了多少、支了多少,收和支是怎么样的情形,都必须清楚。以土地出让金来说,国务院下文规范了土地出让金47%的支出去向,但还没有纳入预算,将来要控制使用方向。

第二,预算追加问题非常严重,可是受关注的程度不够。现在,财政收入增长很快,每年都有这样一种情形,各级人大批准的预算,在最后的执行过程中有大量偏离,从上一级往下追加,结果往往是追加的资金比初始资金还要多,我所知道的一个情况,不说哪个具体部门了,初始预算是20来亿,最后追加的数额比这个初始数还要大。

对追加的预算,能细化到什么程度,或者公众相应的权利是什么?谁又有权力追加?这些都需要明晰。

第三,什么样的项目该公开,什么的项目可以不公开,这同样需要明晰。现在,公开比较多的是政府采购,公布得比较细,但是,大的项目公众不一定能看到它的整个过程,比如,资金到底是怎么样被安排的,是用什么资金拨付的,资金拨付的速度包括到位的情况等,而这些都挺重要。

第四,对税收的增长要明晰合理性,相关数据应该很详细。现在预算增加的速度很快,每年的税收也增长很快,对这个增长,是不是要去分析它的合理性?应该把增长收入怎样使用?怎样才能程序性地决定支出的使用是否到位、合理?

税收的数据、支出的数据,都应该很详细,要有公开渠道让专家和公众去分析,征了什么税,影响到什么行业、什么地区,结果怎么样,需要有详实的数据。

第五,明晰预算基数。上一年的预算会决定今年预算的情况,就是说预算的基数必须有,而且必须明晰。一个单位今年要拨付多少钱,要看去年花了多少,今年有什么新财力追加,都要心中有数,不可能说我预见到能有多少新的财源。这就需要在预算基数的明确参照。

第六,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和规模要明晰。预算能追加,比如公务员的工资,财政部门能轻易把它计算出来,但是专项花费,比如某省要搞一个什么项目,财政部把钱划拨了,但这个钱是不需要持续划拨的。这样,预算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弹性,那怎么去安排专项项目,到底给每个地方多少,这一点,现在还比较模糊。

第七,专项资金安排应该更加透明,增加公众讨论。现在,各级人大都要求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汇报,但接下来,人大是不是也要向全社会“汇报”,要“汇报”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其实都很关键,这就需要增加透明度。

财政预算的严肃性毋庸置疑,但要确保严肃性,就必须在各方面明晰起来。在这一点上,出台《预算法》就很关键。

■ 观点对撞

财权公开,事权就要公开

路江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曾多次访学美国、韩国):在两会期间,代表们在几十分钟之内要读完几十页的报告,并且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是程序上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外,它还有更多实质性的事情,比如需要对公众公开。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在这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只是单一的财政公开,我们也不可能单纯从财政公开的角度推出太多内容,因为它受很多其他方面的限制。因为,如果公开财权,那么,事权也需要公开。

事实上,一旦选择了公开,比如,公众可以在人大的网站上随便下载,那么,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财政预算报告自然就能解释清楚,不清楚也会被逼问得解释清楚。

多向德国学习公开

罗一楠(哈佛大学博士):财政预算公开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很多是受到国外的,比如像美国和其他国家历史经验的影响。在议会体制之下,财政预算就应当公开。这种体制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基础是,从一开始的西欧、美国,从地方政府,从美国的县到镇再到州,这是一个个不同的自治体,因为中央政府要花钱,必须向地方政府要钱,或者向地方的自治体要钱。

如果你想向我要钱,我就必须表达我的声音,而且我的声音要在议会体制当中表现,这一套体制是连续的过程。所以,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的不同,我们的预算公开还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

首先,如果财政公开,人们的判断力,比如人大代表的判断力有多强?因为我们的人大体制不像欧洲议会的体制,也不像美国的体制,一个议员后面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而且议员代表地区的利益,预算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利益的表现。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具备这样的职能,也不具备这样的背景。这样,代表对预算公开、预算审理的能力就很有限。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如果说要实行一些可能性的政策,可借鉴别的国家的发展道路,比如德国,更多采用加强渠道化建设的路径。比如,在人大中,加强更多专家、学者或更多专业人士所起的作用,成立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审计或者监察部门,加强职业化的监督,这是第一。第二,选择比较好操作的层面开展,比如在地方基层单位试验,级级递进,最终全面公开。

该披露的披露详细

刘洪川(北京市世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哈佛大学法学院硕士):在财政预算公开上,至少要有正确的方向。最起码,作为纳税义务人,公众有权利而且政府也有义务来公开披露财政预算,但是,要达到大家期望的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而且,对一些基本性的工作,比如,对该披露的数据,要尽量披露详细,能往前走的尽量往前走,这样,以后的事情也就会水到渠成。

需要说明的是,预算公开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必须跟其他的一些改革措施配套走,大的方向必须肯定,而且必须坚持,具体怎么走,这跟我们走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主要是按照正确的方向走,而“走”是最关键的。

预算肯定是粗线条

韩清源(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教育事务主任):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财政预算肯定是粗线条的,比如教育是多少百分比,其他经费开支占多少百分比,有多大的数目。如果想知道最详细的,至少得到区县一级,老百姓才能真正知道预算跟自己的生活有多大的密切关系,也才可能有反馈意见。否则,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专家想把它研究透,也未必很容易。

预算公开需要渐进

柳学智(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从公众的角度和媒体的角度看,自然希望财政预算彻底公开,但是,也必须认识到,这是渐进的过程。财政预算公开这个方向应该看到,做的时候应该分步骤。四川有个白庙乡,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晒到网上去,这是很好的思路。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月度圆桌--财政公开与人才绿卡 - 王辉耀 - 王辉耀的博客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印度、韩国、越南、菲律宾、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都承认双国籍,特别是我们周边的印度、韩国、越南等国家,近年来对国籍的开放政策加快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这也引起了我国政府的关注。

海外留学人员包括华人华侨回国的身份问题,一直困扰大家。现在,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的留学生,已超过220多万人;出国的华人华侨,按照前几年中国社科院的数据统计,有600多万人,这两个加起来就有800多万人。这些人中,至少有一多半入了海外的国籍,在美国的华侨就有400多万人,加拿大有100多万人,加上欧美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可能有上千万的华人华侨。

这些人回国的身份很不方便。他们办的签证,一般只能在国内呆3个月,最长的是6个月。还有比较重要的一个,我国1980年通过《国籍法》,在当时的背景下,有一个规定,如果加入了别国国籍,即被视为自动放弃中国国籍,这是非常严厉的规定。

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延续了60年以前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十分特殊,但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当前的国际趋势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纷纷放松国籍方面的限制,如印度、韩国、越南、菲律宾、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都承认双国籍,特别是周边的印度、韩国、越南等国家,近年来对国籍的开放政策加快了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在今年“两会”上,这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多位代表委员提到了这个问题。

之前,在历年的全国“两会”上,也都有代表、委员提出过相关建议。比如在去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就提出:能不能实行“海外公民证”或者“海外华裔卡”。现在虽然有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还没有一个真正能解决海外、特别是留学人员回国的身份问题。

2003年,外交部和公安部曾出台了“中国绿卡”,但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它并不是“中国绿卡”,而是对已经来到中国的专家,因为认可你的贡献,而给你一个中国居留证。这与国外的绿卡是不一样的。国外绿卡是,人还没有到这个国家来,先可以在国外申请到来这个国家的绿卡。

最近,全国人大正在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该草案主要还是从强调国家安全和规范管理出发,没有从“吸引人才”的角度或者对外开放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中间就有很多具体问题,比如,人才签证并不是单独的类别,而可能只是在普通签证里涉及人才签证,对人才签证的重视程度不够。美国的人才签证是非常多的,每年光是工作人才签证就发放近9万张,还要发14万张人才移民的绿卡签证。在这方面,我国才刚刚开始考虑。建议最好单独设立人才签证,海外人才对这方面的呼声很高。

 

观点对撞

“海鸥”对人才培养有利

韩清源(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教育事务主任):

其实,关于绿卡,可以区分一下。为什么呢?绿卡可以是给那些真正的外国人的,但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可以有一个海外华人身份证,可以不是绿卡;再一个,让海外华人彻底放弃海外的一切回来,也不是特别现实。现在,我非常喜欢当“海鸥”——两边跑,因为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我在海外有家,孩子也都在海外长大,不可能全家都回来。

当“海鸥”,对人才的培养也非常有利。如果让海外人才完全回来,封闭两三年后,也许又会落后了。比如,我在美国指导中国的研究生,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非得回来面对面指导,可能就不太现实。

现在中国开始实施“千人计划”,我有很多朋友就回来了,“千人计划”的优惠政策非常好,但它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不能永远给这么优惠的政策。在政策和法律上,要让海外华人来去自由,没有其他的限制条件。比如,我在美国华盛顿东部办了一个公司,后来,又觉得旧金山的环境也不错,就在旧金山又开一个公司,这和我到杭州苏州、广州开公司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是距离上的远近,要考虑的只是经济效益,其他的都一样了。一旦如此,国家可能就不需要投入那么多钱给特别的优惠。

我以前在美国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做副会长、总干事,是在海外办中文学校,教育孩子要学习中国的语言、中国文化,有400多名学生。侨办有一个说法,即让“中国语言落地生根,让中华文化落音归根”,这个提法非常好,主要是针对这些华人华侨。人在海外,尤其是下一代在那儿出生,要懂中国语言,而且要把中国文化学好,有归属感。举一个简单例子,开奥运会或者中美两国足球队比赛,大家都在那儿看,全是给中国队鼓掌的。

我们不妨仿照印度的做法,据统计,印度发了400万张“海外公民证”和700多万张“海外印度裔卡”,终身免签证,除了不能选举和被选举,能享受当地的待遇。这个政策出来之前,原来回印度的软件人才只有7000人,有了这个政策之后,回来的软件人才超过70万,一举成为头号软件外包大国,这是一个不花一分钱的政策。我们也可以仿照印度,发放海外公民证或者海外华人身份证,对下一代发放海外华裔卡。

海外华人身份证或者海外公民证的概念是这样的,比如在海外由于工作生计等方面拿了美国护照,但回来很麻烦,我出国前本来就是中国公民,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发一个海外华人身份证呢?当然,要领取海外华人身份证,也需要申请,但只要有这样的意愿,国家应该可以考虑。而且我们在享受权益的过程中,也会尽有关的义务,比方说缴税等。另外,我们的子女都在海外,如果没有华人身份证,把他们都视为外国人,他们和祖国距离就拉远了。

现在小孩在外面学中文都是大人督促着学。一旦有了海外华人身份证,既然是华裔的后代,既然要享受这个优惠,那就要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语言,这样才有真正的认同感、归属感。比方说,必须经过一个考试,经过了考试,达到了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汉语一定程度的了解,就可以申领海外华人身份证。

抓住人才回流的良机

 

柳学智(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访学美国杜克大学):在出国人数上,我国从2001年开始加速增长,回国人数从2008年开始加速增长,这和我们原来想象的不太一样。原来我们想象,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个数据一直是高速增长的,但实际上不是。从改革开放后的前二十几年来看,人数虽然有增长,但是比较缓慢,到2010年的时候,有28万人出国留学;到2011年,则达到了33万人。

相比之下,回国人数是,2010年14万多人,回流率不到50%,也就是回国人数占出国人数的比例不到50%,最近这些年,回流率表现出增长的趋势,出国和回国出现大进、大出的状态。而且,它的上升通道已经打开了,我们感觉今后会有大量的国外交流。这是一个总体趋势。

那么,人数的变化到底跟哪些因素有关系?我们将人数变化和我国GDP的变化做了一个分析,结果出乎意料。分析结果发现,回归指标R2均达到或超过0.95,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回国人数和出国人数的变化,95%的原因可归结为中国GDP的经济增长。

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讶,因为社会现象里面,很难用单因素来把一种现象解释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呢?影响出国人数和回国人数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发展。如果排除这个因素,其他方面再改进,也未必能把真正想回来的人给吸引回来。

由此我想到,我们国家经过33年的经济增长以后,现在经济面临一些问题,要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原来的已经难以为继,不可持续了。所以,现在我们非常强调加强自主创新,吸引海外人才回来。那么,如果有持续性经济增长的保证,就能保证回来和出去的人都有增长,但是,值得担心的是,经济增长降低以后,回来的人数会不会也降下来?

所以,要保持海外人才的回流速度,经济增长必须要保持。这个时候,就是推出促进人才更好流动的很好时机。除了人才绿卡,人才回来以后,还要有其他很多政策性支持,包括户籍、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等。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月度圆桌--财政公开与人才绿卡 - 王辉耀 - 王辉耀的博客

  评论这张
 
阅读(897)|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